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云南蒙古族姓氏演变

　　每个名族都有着它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先祖留给我们的文化，作为后辈的要保留传统的时候，也要将其发扬光大。蒙古族姓氏的演变到现在的汉化，其中经历了些什么呢？本期的中国姓氏就一起来看看。

　　在古代，每一个蒙古族部落就是一个氏族，他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家姓”，氏族、部落的名称起着“姓氏”的作用。

　　早期从事狩猎及游牧业的蒙古族，由于生活及部落战争的影响，形成了男子以勇猛为荣，以动物命名的文化特征。如以虎为名者，取名“额白巴尔虎”（雄虎）。以牛为名者取名“帖木耳不花”（铁犍牛）。也有用金属命名的，如“铁木耳”（铁）、“宝力道”（钢）。由于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也出现了藏语及与宗教有关的名字，如甘珠尔札布（甘珠尔为经名）、僧格（藏语狮子）。

　　随着各民族间相互交往的增多及受汉文化的影响，大约从元代开始，不少蒙古人将多音节的姓氏简化为单音节，如博尔济吉特简化为包或鲍姓，弘吉刺简化为洪姓等。至明代，这样的情况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在接近汉族居住区。他们一般取其祖先或部落杰出人物名字或部落名称的第一个字的谐音为汉姓，也有用其部落氏族名称或姓氏的蒙古语意译为汉姓的情况，如蒙古语“查干”意为“白”，译为白姓；“阿拉坦”意为“金”，译成金姓等。也有蒙汉组合的姓名如赵伯颜、李朵儿等。历史上蒙古族借用汉姓（或以谐音取姓）的原因，与封建帝王赐汉姓、蒙汉通婚、为适应科举、入仕、经商、政治等原因有关。

　　近现代以来，蒙古族一般爱以吉祥的名字为孩子命名，如“乌云其其格”，意为“智慧之花”等。蒙古族人的命名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明时期，落籍云南的蒙古族中一部分人姓氏的改变，有的与信仰佛教有关，如“其先出于梁王之族，鄯阐车元帅之女取名车观音金，使用夹佛号的姓名制度，这与元朝统治时期尊崇佛教有关，也有的是与因经商、科举、统治者赐姓有关，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与元末明初的政权更迭、政治风云突变有关。明军征云南时，原元朝统治者分封镇云南的梁王、云南王、诸王等及家属幕僚还有驻守在云南的部队无法北还，一些在反抗明军的战斗中丧生，一些失散，四处溃逃。

　　《大明律》规定：不许胡姓、不许本类自相嫁娶。明王朝一方面采取民族分化政策，另一方面采取民族强迫同化的政策，加之蒙古人怕遭迫害，不敢暴露自己的民族成分，从而使元梁王政权灭后流落云南各地的蒙古族大量融入到汉族及其他民族中，在此形势下，不少蒙古人改汉姓求生存。

　　明朝初年，一些蒙古世家在明廷的招抚政策之下归附，明朝对其随宜安置，授与官职。有的赐汉姓、汉名，进行羁縻、笼络，继而在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时征调他们为朝廷建功、效力，有的进而封爵授职，让他们有一定的地位，子孙世袭。初归附时，一些蒙古世家、家族在朝廷中往往受到猜忌、提防。通过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对朝廷的忠诚后，才会逐步得到信用。如云南的伙（虎）姓蒙古族的情况就属此类，明初归附后又受调遣随大军征云南，伙姓有九代人世袭“正千户职”。清嘉庆《临安府志》卷十一云：“万城通海守御指挥”有火恩等任职，火恩即为伙姓入滇第五代。

　　《伙姓家谱》详细记载了伙姓家族中人在明朝时，火恩、火盛，伙调鼎（第八代）受朝廷调遣去平乱等事宜。在朝代更迭的社会大动荡中，落籍云南的蒙古族中只有一个家族例外，没有受到歧视。蒙元时期，阿喇帖木耳及其子旃檀曾是滇东南一带广大地区的统治者。明代以来，地方志书还将阿喇帖木耳列为“名宦”，旃檀的名字也进入了“忠孝祠”。

　　在明清两代，虽然旃姓内部也发生了阶级分化，贫富悬珠，但旃大元帅的直系后裔虽姓氏也变了，但他们没有受到歧视，而是被作为元代名宦的后代看待，当然，这在云南蒙古族中属凤毛麟角。落籍云南的蒙古族中，不少姓氏都有家谱。随着朝代的更迭、姓氏的演变，历史也记载下了其曲折、辛酸、艰难的历程。